古藤新枝

杜受田故居与杜氏文化

　　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悠悠黄河造就了黄河三角州广袤肥沃、美丽富饶、人杰地灵的土地。这里沉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，蕴含着灿烂的人类文明。滨州这方热土位于黄河三角州腹地，是黄河文化和齐文化的发祥地之一，也是孙武、东方朔、董永、王薄、范仲淹、李之仪、唐赛儿、李之芳等历史名人的出生地和成长地。一代帝师杜受田就是其中之一。

    一
　　杜受田（1788～1852），字芝农，清代滨州古城人（今滨城镇南街杜家村）。其父杜谔为嘉庆时翰林院编修，礼部左侍郎。因杜氏家族（以下简称杜家）“一门七进士”、“父子五翰林”，并有加授“太师太保”的高官，久享“书香官宦门第，进士多人之家”之美誉。清道光三年（公元1823年），杜受田会试第一，殿试二甲第一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后为山西学政。道光十五年特召进京，直上皇宫书房，教授太子读书，是咸丰皇帝的恩师。道光十八年，升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，充上书房总师傅、实录馆总裁、加奉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，后任刑部尚书、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（俗称宰相、相国）。清咸丰二年，江淮、山东地区受灾甚重。杜受田上书请截留江、广漕米60万石救济灾民，并荐山东、江宁布政使督办赈务。是年7月9日，在实施赈务途中触染暑疫，卒于淮安清江浦，终年66岁。杜受田一生品端学粹，倾心扶朝，忠孝两全，爱国恤民，廉洁勤政，恪尽职守，鞠躬尽瘁。杜受田逝世后，咸丰帝伏案痛哭流涕，如丧考妣；他亲自带领两班大臣前往祭奠，并追赠杜受田为太师大学士，谥号“文正”。“太师大学士”和“文正”是清朝最高级的册封，清嘉庆帝以来汉族大臣被追封太师大学士者，仅杜受田一人。
　　以杜受田为代表的杜家明清两代科甲鼎盛，封疆大吏、天下直臣、文坛旗帜人才辈出。其中秀才347人、举人8人、进士12人，入翰林6人，七品以上的官臣有91名。被誉为“滨州第一家族”。

    二
　　杜受田故居（以下简称大院）又叫“相国第”、“方伯第”。位于被称为“凤凰城”的滨州古城南街杜家村，（这里曾是黄河远古河道，由西南蜿蜒东北），面积20亩，有28个院落，381间房屋，建筑风格简单、朴实，是典型的明清时期的鲁北建筑。大院是明朝万历年间进士，江西、湖广左布政使，杜受田的第八世祖“方伯公”杜诗始建的住宅，也是杜受田幼年至青年时代生活、学习的地方，是杜家的共同房产。
　　杜诗当时位居二品，按照明朝的礼制，大院的大门可设三处，五架大梁，但杜家只开了一处大门；杜诗居住的房屋可五间正房，九架大梁，而其居住的小四合院仅三间正房，五架大梁。杜家虽有众多位高权重的朝廷重臣和州县主官，但他们的住所无一特殊，都很普通，房屋装饰也很简单，显然不符合主人的身份。杜受田位居一品，为官一生，地未置一亩，房未增一间，不愧“人臣楷模”。人道是，“侯门深似海”，而大院围墙不高，且无亭台榭阁、金碧辉煌与雕梁画栋。别说王侯将相，就是与当时的乡绅相比也显得有些寒酸。家产的弱势与杜家做人正、做官廉以及对功名的低调是相辅相成的。
　　大院显著的特点是开放通畅。虽是我国北方四合院建筑，却不具备四合院起码的封闭性，而是一个完整普通的大四合院。大院内的28个小四合院都很紧凑，各小院东南西北都有院门和过道，不相封闭、四通八达、出进方便，充分体现出杜家亲密无间、相濡以沫、温馨和睦大家庭的浓厚氛围。这种融洽良好的家风锻造出了杜家一大批清官干吏。从这里走上政治舞台的人都像这座院落一样，外圆内方、匠心独具、朴素简洁、进退自如。杜家五百多年长盛不衰，打破了“富不过三代”的常俗，乃历史上一大奇迹。

    三
　　进入大院，大门内正上方悬挂着“方伯第”、“相国第”、“传胪”、“会元”、“亚元”等匾额。二门内悬挂着一块 “祖孙父子兄弟伯侄翰林” 匾额 。这不仅是杜家的功德荣誉，更是历代杜家人苦读寒窗、身经百炼的结晶。但这些荣耀的匾额都放在不太显眼之处，据说还是后人放置的，充分显现了杜家的谦虚和低调。
　　大院内的影壁上，刻着荷花图案，荷花象征着清正廉洁。杜家有县州地方首脑、封疆大吏、朝廷重臣等数百人，有的因刚正不阿被贬官，有的因政见不同被罢官，也有的因公壮烈殉职，清廉是他们的共同特点。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精心为国为民，留下了许多佳话。杜受田的八世祖杜诗公而忘私、刚正不阿，因反对宦官魏忠贤建生祠而被罢官，被誉为“海内直臣”。道光廿一年初，杜受田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，户部三库是清朝的金库，稍不检点，就易跌跤。而杜受田上任伊始采取硬性措施，从惩弊立规入手对库务进行整顿。他严查账目，核对库存，暗访胥吏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使三库管理日新月异，库员责任心显著提高，堵塞和消除了各种漏洞，为帝臣从政理政和御外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　　义正堂，是杜家商议族中大事的场所，又称议政堂、议事房、百事房，建于明朝万历年间，是杜家正义、民主、和谐、公益的缩影。修族谱、修石桥、筑城池、捐资兴学、兴建培风书院等重大事宜均商出于此。
　　“钢柱子”是400年前杜家大院扩建时的“钉子户”。杜家准备扩大旧居规模时，由于出的价钱公道，甚至超出了当地价格，各迁移户都很痛快地搬了出去，只有大院内西南角的一户刚姓人家不肯出让。后来杜堮说刚姓人家品性刚烈，是杜家宅院的钢柱子，留下最好。结果保留了下来。后来双方相处得很好，没有任何隔阂。这是杜家平易近人、不欺压民众、不排挤外姓人的一个有力见证。
　　当铺、药房、车马院和杂院。杜家虽是书香门第，崇尚读书，但不是读死书。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杜家提倡学以致用，知识须同劳作、经商等相结合。“我本农夫识字者，偶持使节乘驿马”，这是大院马厩柱上的一幅书写规正的楹联。还有“远近迟速逍遥过，进退连还运道通”。这14个字的楹联，字字都有走之旁，体现了动与静关系的重要性。这不仅散发出杜家祖辈浓厚的书香气息，更显现出杜家进退自如，能伸能屈的为人处世之道。
　　太康第，正房五间，东西厢房各三间，这个院落的主人杜翃，曾任河南太康县知县。清朝时期，太康县号称第一县。但杜翃不贪不受，家里并不富裕，生活一般。由于杜翃勤政爱民，政绩突出，当地百姓尊称他为“太康县”，故杜家后人称其宅为“太康第”以示诫勉。
　　垂花门内有块造型独特的石头，该石名叫“群贤毕至”。据说，当年很多有才华、贤能的仁人志士来这里与杜家议论天下事，吟诗作画，交流切磋。因而，这个大院走出了很多的贤能才人。
　　状元井建于宋代。当年井水清澈如泉，据民间传说此井和秦皇台（滨州古城以东十多里处）八角龙井相通，具有科举文运。文人如能以井中“圣水”洗面，就能文思如泉涌；以井水磨墨可使笔下生辉，故后人称其为“状元井”。
　　西轩书房，是杜家的教育专房。书房最初是由江西布政使杜诗所建，是杜家子弟们读书学习、研讨文章、习书作画和藏书及存放祖人著述的场所，初名“净明房”。后由杜漺修葺扩建，易名“西轩”，后又经杜彤光整修，仍名“西轩”。杜堮及杜受田，都在“西轩书房”中苦读过。
　　大同客栈，有客房、饭馆、厨房等，是杜家经营的客栈。杜家人热心公益事业，行善积德，当年每天下午都在这里施粥，有很多乞丐和贫困的人到这里求吃喝，其中不乏有很多家远的，可免费在这里住下。杜受田去世后，很多皇亲国戚，高官贵人前来吊唁，曾在这里留宿过。
　　绣楼也叫阁楼，是大院的标志性建筑，也是大院中最好的位置。绣楼建于明朝中期，为二层砖木结构，是杜家小姐们居住和活动的地方，楼下是生活居室，楼上能琴棋书画。据说大院的姑娘、媳妇都要读书识字，并能琴棋书画，有些甚至是书画文学之秀。女子无才便是德。杜家不仅重视男子教育，也重视女子教育。
　　绣楼两间耳房是杜家女辈惟一的洗浴用房，房内有一眼井，建于明朝万历年间，井深约八米，井水清澈。传说此井为月中嫦娥在人间洗浴的神泉，有美容养颜、健身怡情之妙用。后人称该井为“淑女井”、“玉女井”。

    四
　　简单、紧凑、普通的院落布局和杜家的所作所为，是杜氏文化的集中展现。杜氏文化植根于华夏传统的沃土，经过长期的丰富和完善，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，孕育了杜家十几代、五百多年的成功和辉煌。杜氏文化是人类文明之精华，博大精深、举世无双，怎么说都不过头。不少近代文人墨客对杜氏文化作过潜心研究，作以归纳，主要有以下两点：
　　（一）杜氏文化的核心是“正心”。心正则人正，人正才能事正。只有一贯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才能成为一个品德高尚、智慧源醇，能够承家报国的人。
　　杜家中的第八世江西布政使杜诗，一生持正心之道，扬善除恶，襟怀坦荡，刚正不阿，坚决抵制在江西为宦官的魏忠贤自立生祠。在他被罢官的回乡途中，路经武定府（今惠民县），恰逢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“六君子”之一袁化中灵柩回乡，他不畏权势前去祭奠。杜诗嫡孙杜漺承扬先人遗志，他勤政爱民，公正执法，因河道不治，直言上书，陈治河方略，并亲临河患堤防监督河务，当地百姓将这段堤防誉为“杜公堤”。杜漺之嫡孙杜鼒，一身正气，担任上思州知州时，用自己的俸禄购买麦种，分发给民众劝种麦，当地百姓称这种小麦为“杜公麦”。
　　（二）杜氏文化的精髓是教育。道光七年（1827 年），杜受田之父杜堮，著成杜氏家族的教育专著——《述训》（共四十八则）。提倡“学优则仕，不优则不仕，优亦不必仕也”、“官可以不做，书不可不读”等等。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，培育和锻造了杜家代代英才的辈出。《述训》还确立了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” 、“因此求其心源，而得其施于家国天下之道”的崇高人生目标。《述训》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教育典籍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
　　再如杜家的《十训》（孝弟为先，耕读为本，宗族宜睦，纲常宜正，酒色勿贪，崇正黜邪，赌博宜禁，安分守法，劳动为生，早完赋税），充分体现了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。《十训》是古今做人、做官的真谛和座右铭。

    五
　　杜堮、杜受田父子为官清廉，单就他们在京城的居所可见一斑。杜受田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，从没有自己的房产，即便是官至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，仍与父母同住一处。杜堮自1801年入选翰林院任职全靠租房子住，直到最后才有了自己的房子。
　　一是北京沙土园民房。1802年，杜堮任武英殿纂修、实录馆纂修时，16岁的杜受田随母亲来到京城，一家三口住在租赁的沙土园民房内。杜受田在此继续苦读，杜堮下班后讲解督导。《石画龛笔记》记载：“迨随宦京师，翰林清寂贫乏，艰难益甚，而受田学益进，崭然头角过侪辈。尤乐教之，朝夕不倦，若不知寒之在体，饥之在腹者。”
　　二是北京延寿寺街民房。1805年，杜堮给19岁的杜受田娶了亲。由于添了人口，原来居所容不下，只好在延寿寺街租了一处方便老少两代夫妇居住的寓所，一家四口搬了过去。第二年，杜受田喜得贵子，杜堮为长孙取名杜翰。一家五口和乐共居。
　　三是北京香炉营民房。1808年，杜受田的夫人又生了第二个儿子，取名杜乔羽（乔羽两字合一字，读音qiáo，微机上没有该字），一家老少六口。原来的房子太拥挤，只好在香炉营租了一处宽敞点的民房居住。谁知这处住所年久失修，墙歪柱斜，又遇夏季，阴雨连绵，外面下雨房内也下，全家不能安睡。这年，杜堮充顺天乡试同考官，迁职文渊阁校理。杜受田应乡试，途中遇洪水，平地积水数十里不见边沿，只好返回京城。杜堮《杜文端公自订年谱》中记述：“香炉营寓庐朽甚，欹侧。五、六月，大雨连数旬，夜闻墙壁声，数数警起。全家寄于岩墙，然无如何也。”杜受田《杜文正公年谱》中也记述道：“时寓居宣武门外之香炉营，屋庐朽敞。欹侧将虞倾压，夏月大雨连旬，夜闻屋壁有声，则数起座。”
　　四是北京松树胡同民房。居住香炉营民房这年，全家人受尽了陋房的煎熬。杜受田要回山东应考举人，临行前帮父亲在内城松树胡同租了一处较好的房子，搬到了新的住所。
　　五是北京老墙根官房。1815年，杜堮担任顺天学政，杜受田官学教习期满，以知县备用。杜受田没有呈请县令，而决意随父学政，一是感觉学问未到，随时聆听父亲的教导；二是因没有实际工作历练，跟随父亲学习处理事务；更重要的是父亲出任顺天学政时，刚大病初愈，身体还没康复，需人照顾。杜受田又是独子，母亲在家也没有人照顾，左右为难。正巧堂兄杜受元来京读书，就拜托他照顾母亲。临行前，为使母亲、堂兄和家人居住得好些，便在宣武门外老墙根的官房中租赁了一处住所，名“英济堂”。
　　六是北京宣武门外八宝店官房。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，杜堮升任内阁学士，历任礼部侍郎、兵部右侍郎、礼部右侍郎。他从浙江任满回京后，又把家搬到了宣武门外八宝店官房。期间，杜受田参加了科举考试，取得了会元、传胪和朝考第五名，进了翰林院。
　　七是北京太平街杜府。1826年，杜堮身居要职，其子杜受田任翰林院编修，两个孙子都到了娶亲的年龄。于是，杜堮筹措银两，张罗购置房产。恰好，一位同僚有处位于内城太平街的房产典押到期，无法赎回。杜堮便出资赎买了这处房产，至此才有了自己的固定居所。这年杜堮已63岁，在京为官已有26年。这年他的两个孙子都娶亲成家，全家三代同住这个宅院。杜受田“服官三十年，无一亩之植，一椽之覆也”。他赴江南、山东赈灾因公殉职后，咸丰帝亲临杜家府邸祭奠时，见“其门庭卑隘，依然寒素家风”，深表赞叹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北京城建日新月异，当年杜堮几代在北京的住所大多没了踪影，仅存的也变了模样。
　　为保护华夏重要的历史遗产，弘扬、光大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，滨州市和滨城区党委、政府于2009年6月启动了杜受田故居修复保护工程。2010年5月1日初步建成开始试开放，2010年10月荣膺国家“AAAA”级旅游景区并正式对外开放。先前，中央党校、山东大学、山东省多部门和组织把这里作为“中国科学发展与廉政文化教育研究基地”、“文化产业项目重点研究基地”和“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”。
　　在我国科学发展、突飞猛进，全面构建和谐文明社会的今天，深入弘扬、光大、传承和践行杜氏文化，努力创建更美好的明天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！（ 来源：大众网2013年12月30日）

大院内胡同

杜受田故居旧房

杜受田名句

绍德堂院古法桐

 滨州杜氏家族文化：真空如水月 不染似莲花

　　黄河三角洲历来英杰辈出，曾涌现过桓台王家、惠民李家、无棣吴家、滨城杜家等名门望族。杜氏家族自明朝万历年间步入政坛后，经历了五六百年的朝代变迁，到晚清时期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在此期间，杜氏一门诞生了诸多政治、文学方面的杰出人才，如明末敢于对抗魏忠贤的杜诗，清初著名文学家杜漺、杜堮，咸丰帝师杜受田，同治初的顾命八大臣之一杜翰，国民革命军毅军少将杜荫檀等。后之研究者认为，杜氏家族之所以能保持长期兴盛不衰，与杜家独到的家族思想有关。杜家卧佛台私塾有楹联曰：“不染似莲花，经世何妨出世；真空如水月，禅机即是文机。”此联即颇为形象地反映出杜氏家族的思想内核，也映衬出杜氏家族久盛不衰的历史因缘。

　　如果说“经世”、“出世”兼具了中国知识分子救世和自救心态的双重性，那么“不染似莲花”则是杜氏家族在长期家族教育中形成的“严以律己”、“洁身自好”的指导思想，是“经世”、“出世”的思想基础和前提；而“何妨”又反映出杜氏在处理“经世”、“出世”时的辩证态度。可以看出，杜氏家族思想核心是建立在高尚人格基础上的内心和谐：仕则勤政爱民，“知爱知敬，始家邦终四海”；不仕则“宏其器量”，“亲亲、仁民、爱物，只是一贯行去”。

　　一、“不染似莲花”——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为人处世的基础。儒家非常注重个人修养：无论是由外而内的学习，还是内心的自我提升，都是通过达到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来完成“救世”的使命。受此影响，杜氏家族充分认识到修身的重要性，这主要体现于他们重视家族教育，并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教育理论。杜堮曾将其整理成《述训》四十八则，作为家族教育的指导思想。其核心即修身，首先是长者要率先垂范，“教子以身不以言”；其次是“少年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”，修身教育从小抓起，培养良好的习惯和风气；再次是年幼子弟犯错时必“怒责之”，“恐长自私自利之心而渐离其天性”。其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家族成员的“知爱知敬”，避免“不美之行”，切实做到“修身之道，即教子也；教子之方，即齐家也”。其教育结果也印证了他们对“不染似莲花”的追求，体现出杜氏成员家风敦厚、独具一格的特点。从现有资料来看，杜氏凡为官者，都能廉洁勤政，踊跃捐资助学、兴办利民工程。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，正是这种“不染似莲花”的品质使得杜氏家族成员能够保持纯洁的政治操守。

　　二、为社会政治服务的“经世”思想。历史上曾经涌现的众多名门望族，虽能盛极一时，却又往往迅速败落。而杜氏家族却能洁身自好，受到不同朝代统治者的任用。如明朝万历年间，杜诗为政清明、节操高洁，在魏忠贤生祠事件中，他不畏强权，坚持立场，宁愿罢官归家；由于他不夸功不自矜的美德，不久重新被崇祯皇帝起用，官至湖广布政使，政绩不凡。明清鼎革之际，杜氏家族积极抗击入关清军，滨州城破之时，杜家死难近20人，堪称英勇悲壮、一门英烈。1649年直鲁豫总督张存仁镇压山东榆园农民起义，身为直隶真定府推官的杜漺受命审理被俘义军。他从轻发落，将众人遣散归农，保全了上千义军的生命，同时也赢得上司的器重；此外，杜受田、杜堮、杜翰等杜氏成员皆为官公正廉明，注意开源节流，爱惜民力，为安抚民心、维护朝政起了重要作用，受到百姓的颂扬和朝廷褒奖。清朝末年，杜家人又积极投身国民革命，世袭“云骑尉”爵位的杜荫檀参加国民革命军毅军，官至少将军衔，成为张自忠、鹿钟麟、宋哲元等人的挚友，为国民革命贡献了力量。

　　三、超越世俗功利的“出世”思想境界。杜氏家族在教育中强调因材施教。《述训》开篇明言：“自见之谓明”，要求人有自知之明，又说“材质有高下，赋禀有强弱”，人应当根据自身的条件，选择不同道路各尽其才；杜氏虽然人人读书，却又强调“学而优则仕，不优则不仕，优亦不必仕”。这种随缘心态也显示了其家族思想的独到之处。杜氏家族的文学作品亦体现出他们精神世界的丰富。如杜漺《慰子昭兄用储光羲韵》：“万物何自生，为言春复春。……守黑兼守雌，谷神与我亲。”将老子无为的精神化用自如。而《闲居作示子晋弟》“析理始有万，嗒焉乃无余。身心强有名，此外尽空虚。”则将易理参透得淋漓尽致。杜漺诗集中的《松下读焦贡易林》、《读苏颖滨老子新解》等诗文，都充分显示出有着深厚儒家思想的他对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兼收并蓄、运用自如。在其他杜氏家族成员身上也体现出这些特色。超越功利的思想造就了杜氏成员的“和谐随缘”的精神境界：心无芥蒂就会海阔天空，清心寡欲就无世俗羁绊；万事万物自有其归宿，随缘即是个人最好归宿。

　　四、“何妨”——福祸相依的辩证法。杜氏成员在政治上以儒家思想为主，他们思想观念中充满追求进取和积极向上的精神，无论是为官还是教馆，往往都直陈政治见解，表达他们济世治国的理想和抱负。他们恪守儒家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古训，秉承“勤政爱民”、“尊主泽民”的臣道传统。同时，他们又不乏随缘放任的心态。杜氏成员往往并非仕途一帆风顺，而是饱经坎柯、目睹官场倾轧，但他们的作品像一片恬淡、释然的净土,丝毫看不出不满和牢骚。《述训》有言：“为学，先要拓其识见，所谓放开眼孔是也。”杜氏家族成员既饱读儒家诗书，又敢于“放开眼孔”参透禅理，熟读道家理论，因而能够深刻认识到福祸相依的辩证关系，超脱地看待现实、人生。他们按照《述训》“凡自任自是者，同则受之，异则拒之”的思想，做到齐物我、任运随缘：既可身在仕途而心向山林，身受衣食之役使而精神保持淡泊清静；又可“优亦不必仕”。“何妨”既是杜氏成员对“经世”、“出世”的随缘态度，又是“不染似莲花”思想指导下面对荣辱成败的坦然自若。在体现生命价值的同时，又能从世事的超脱中获得精神与心灵的解放。（作者：刘雪燕来源：光明日报）